1925年7月，上海债权团制定了债务清算方案，8月正式委派经理接管大生一厂的财务和经营，而创始人张謇虽然名义上仍是董事长，实际控制权已转移给债权方。张謇当时73岁，八个月后于1926年8月在南通去世。这位出身状元的实业家，最终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工厂所击败。张謇生于1853年，在1894年成为状元，原本可以安稳入仕，但因甲午战争失利，他放弃仕途，回到家乡发展纱厂。1899年，大生纱厂在南通开业，产量迅速攀升，前几年收益丰厚。然而，随着1914年一战的爆发，市场对中国棉纺业迎来机会，生产繁忙，利润持续上涨。张謇亦趁机扩大生产，建立了众多企业，使南通成为中国最早的“模范城”。

然而，随着一战的结束，欧美货物重新涌入，中国市场的棉纱供过于求，价格暴跌，张謇当年的扩张策略瞬间变成了负担。他并非不努力或清贫，相反，他几乎将一生的财富投入到实业和家乡建设中。但他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道理：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能力总是超过消费能力。库存满了，未能及时出售，企业便开始裁员，失业工人进一步削弱了市场需求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一根本问题在马克思时代早已被揭示，但从张謇到今天，许多实业家依旧未能警惕。

这种返璞归真的恐惧源于中国人几千年的农耕文化，害怕没有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。然而，工业时代的产生方式与传统农业截然不同，一个生产线的产量足以超过一个村子的年产。中国在短短四十年内从农业社会跨入现代工业体系，真正的经济安全感也就在这几十年里建立起来。因此，每当经济增速放缓，大家的反应仍然是增强生产，试图以更多的供应应对潜在的需求不足。 乐玩国际

然而，依然存在张謇时代的教训：仓库满了，继续生产只会带来隐患。进入现代社会，我们在面对经济变化时，看到的是市场上产品过剩的现象。近期，国家的多个部门出台了促进消费的方案，可从中发现，重点还是在于如何提高供给质量，而非直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。这使人疑惑，为何不直接提升民众的收入，而是着手从生产方面入手？

这一切归结于制度框架的影响：中国以增值税为主，主要以“生产地”为标准征税，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赖于企业的生产，而非居民消费。发布消费刺激措施不一定能带来税收，而增加产能有助于提升GDP，保障地方财政。这个机制导致了地方更倾向于扩产而不是促进消费，与张謇“越扩越好”的困境类似，制度像锁链一样限制着经济的正常发展。

早些年，我们并未出现大规模问题，得益于欧美市场的需求。然而，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，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，正经历着代价高昂的生产卷入。但现在，外部市场开始收缩，决策者意识到需要转变思路，近一两年中“去内卷”成为经济界的热词，政府也在努力整顿行业的恶性竞争，以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挑战。 乐玩国际